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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的厦门不只是“网红”城市
发布日期:2021-11-19 00:49   来源:未知   阅读:

  近几十年来,港口城市厦门是一个颇为“网红”的城市,提到厦门,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海、鼓浪屿以及各种网红民宿。

  事实上,厦门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作为最早开放的口岸,厦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港口城市发展史。

  可能谁也没想到,新一波疫情竟然是从福建暴发,更让人费解的是,这次从境外输入的那对父子俩,回老家莆田时舍近求远,不是从省会福州入境,却是直飞厦门机场。

  如果清楚厦门在福建乃至整个东南沿海的地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座城市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全省真正的门户。虽然近些年来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红化”了,仿佛“小清新”们钟爱的风景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厦门的价值何尝只是一座“海上花园”?《剑桥中华民国史》断言,近代厦门乃是“‘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

  原产于中国的茶,在英语里为什么读“tea”?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些中国茶叶最初运往西方时,借用了原产地闽南语中对“茶”的读音te,而当时这一南方海路的起点,正是厦门。荷兰人从厦门商人那里买了茶叶(读thee),输入到西欧各地,各国也就跟着荷兰人发音,西班牙语te、德语Tee、法语th(1635)、英语tea(1653)都是由此而来。

  为了得到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很早就设法在厦门设立了一个贸易站,当时清政府不许洋人踏足大陆市场,而英国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厦门是个孤悬海外的小岛。茶叶在当时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是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还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一事件中的那艘英国轮船就是从厦门装载着茶叶抵达波士顿的。

  茶叶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在晚清的数十年间,茶叶一度占中国出口美国货物的60%以上,最高达到80%,早期美国进口茶叶的99%来自中国。当时厦门是中国七大茶埠之一,又是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海外的名气可能比在国内还响亮,1908年美国海军少将坚利率1万多人的舰艇编队横渡太平洋,而他选择的目的地并不是上海或广州,却是厦门。

  这不是偶然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厦门就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国人所谋求的通商口岸。1832年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时,就特意在厦门盘桓数日,意在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对厦门这一深水良港的使用权。当时尽管厦门只对台湾地区和日本开放,但当地关税依然占去福建一省财税收入总额的大头。

  1842年五口通商后,由于福州地方官员竭力阻止洋人入城,厦门实际上成为全省唯一的门户。对闽南人来说,这不算是新鲜事,因为“下南洋”早就是当地的老传统了:早在19世纪初,每逢需要劳工时,南洋种植园主就派代理人到厦门、汕头等地罗致人手,因为南洋华侨人数最多、移民历史最悠久的社区,就是在潮汕、厦门这两地。据英国外交部调查,到1852年,厦门已成为最大的华工输出地。

  虽然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厦门只是一座滨海小城,但它却是西方人最熟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门户之一。

  中国最早的反缠足组织“戒缠足会”,就是光照牧师(Rev. John MacGowan)1875年在厦门设立的。中国特有的华南虎,拉丁学名的亚种名amoyensis其实是“厦门虎”(Amoy是“厦门”的闽南语读音转写),因为它最初就是美国学者1900年在厦门发现并识别的。撰写出六卷本《中国的宗教体系》(1892-1910)这一巨著的荷兰学者高延,1877年首次来华就是到厦门,第二次更逗留了四年之久(1886-1890),绝大部分时间仍是在厦门一带,因为对荷兰来说,这是“借由中国移民与这一东方帝国保持联系的利益攸关区域”。实际上,当时在许多西方人眼里,厦门这一带就代表了“中国”。

  也因此,厦门人对洋人并不陌生,鼓浪屿上的“万国建筑博物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担任晚清海关税务司要职的英国人包罗曾在厦门“心满意足地度过了三年”,1908年他调任奉天(今沈阳),很快感受到了其中的差异:“在厦门,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西洋人,因而对西洋人见怪不怪。而奉天才刚刚开放口岸,1906年日俄战争之后才开始有西洋人居住。”

  那时厦门还不像现在这样以风景闻名,它在世人眼里主要是中国面向海外(尤其是南洋)的一扇门户、一个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前沿。在这些方面,它在全国的重要性之高,可能是当下很多人意想不到的:1911年,全国拥有外国商号最多的五大城市依次是上海(643个)、天津(260个)、厦门(240个)、汉口(125个)和广州(102个);同年,撇开大连和哈尔滨不算,外国侨民最多的五大城市则是上海(30292人)、天津(6334人)、汉口(2862人)、厦门(1931人)和广州(1324)。

  像厦门这样,从一座小岛成长为大都市的,在国外历史上并不鲜见(推罗、威尼斯都是著名的先例),但在国内,厦门可以说是第一个(舟山远未达到它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厦门作为海岛型贸易城市的成功崛起,是香港、新加坡的前身。

  追溯起来,厦门的兴起当然离不开宋元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不过在这“海上中国”的第一阶段,厦门是缺席的,当时东南沿海的三大对外贸易中心是宁波、泉州和广州。令人惊奇的是,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解除海禁之后的第二阶段,舟山没能取代宁波、香港也尚未威胁到广州,但厦门却取代了泉州原有的地位。

  当然,由于港口泥沙淤积、本地精英转向土地和科举,泉州的衰落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但厦门之所以能崛起为闽南的新中心,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因为最初有可能占据这一位置的,并不一定是它。

  在明代中叶之前“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时代,远离海岸的偏僻岛屿是非法或半合法贸易最理想的据点,因为既能停泊、补给、交易,官兵又难以追缉。当时东南沿海最繁荣的三个海盗/海商贸易中心都是这一类地形:宁波外海的双屿、漳州的月港和浯屿。它们能兴起,很大一个原因是此前到广州贸易的外商“欲避抽税,省陆运”,结果纷纷由“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开互市》)。

  浯屿当时就被视为“番人之巢穴”,而月港一带的海门岛早在正统二年(1437)就已被朝廷发现“居民多涉海为盗”,因繁荣而号称“小苏杭”,这两地在晚明是民间私商“泛海通番”活动的核心基地及姐妹港。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后,私商获准前往东西洋交易,大量美洲白银自此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而漳州月港作为民间商人唯一合法的出海贸易始发港,也达到极盛:1613年,月港税收由四十年前的3000两暴涨至35100两白银,竟占了福建全省税银的七成。

  然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月港就逐渐衰落下去了,其原有的地位逐渐被新兴的厦门所取代。至于其原因,通常被归结于港口泥沙淤积等客观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一旦月港贸易被合法化,成了朝廷的提款机,在这里做生意就又变得无利可图了。对这些身兼海商/海盗双重身份的人来说,在“合法但不赚钱”和“不合法但有钱赚”之间,选择哪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很快发现,厦门、金门双岛是更理想的基地。

  崇祯元年(1628年),曾当过海盗、出洋跟欧洲人和日本人都做过生意的郑芝龙袭击厦门,大败同安知县、海澄知县的联合官军,但同年九月他又接受朝廷招安,任福建海防游击,彻底改变立场,开始为平定海盗出力。五年后,他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远东舰队,在东亚海面重建中国的海上霸权,这也是中国对西方的第一场胜利。所有过往船只,不论是荷兰的、葡萄牙的还是日本的,一律都要向他交税,可谓黑白两道通吃,“独有南海之利”,自此富可敌国。

  他当时有多富,从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与郑氏长期为敌的荷兰人后来派海军将领普特曼斯率舰队偷袭厦门港的郑军,在六周内估计劫夺了超过6.4万银币的财货,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美元。荷兰人不仅是想劫掠,还想通过封锁厦门港,迫使郑芝龙同意其要求:与中国自由通商、在鼓浪屿建立贸易基地、在福建省首府福州派驻永久大使——实际上,这些要求与英国人在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所提出的要求颇为相似,差别只是荷兰人没能让郑芝龙屈服。

  到他儿子郑成功手里,厦门更成为郑氏最重要的根据地,升格为思明州,凭借易守难攻的离岛地形继续抗清。研究中国军事史的美国学者欧阳泰说,厦门、金门二岛对郑成功来说,“不仅是他父亲的军事基地,也是他家族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这两座岛屿扼守中国最繁盛的航道”。毫不夸张地说,郑氏父子作为两代海上霸主,完全改变了厦门这座城市的命运。

  1663年,清军与荷兰舰队联手攻占厦门,郑氏弃守二岛,而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部——福建水师提督衙署便开府厦门,首任提督正是郑成功原先的部将施琅。在清廷统一台湾后,施琅奏请开放海禁,将厦门划为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厦门海关督署于1685年正式成立,这是当时允许外商“互市”的仅有四个口岸(另三个是广州、宁波、上海)之一。在1727年复开海禁后,厦门商人凭借出海贸易获致巨利:

  “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为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卷十五风俗)

  在那之后,厦门逐渐具备了复合的城市功能:既是海外贸易中心,又是海防前哨的军政要地。驻守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是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共设五营,额设官兵4300余名。在攻取台湾、平定三藩耿氏及连绵不断的海盗战事中,厦门的地位极为重要。在当时,海盗活动也随着沿海贸易的增长而趋于猖獗,1850年英国厦门领事曾估计,至少有3000名海盗活跃在福建沿海。

  虽然当时的厦门仅是个小岛,非府非州非县,在行政上隶属于同安县,但朝廷却派兴泉永道(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驻此,并以泉州府的同知在此开署,直接治理此地,称厦门海防同知。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厦门名义上是同安县的一部分,但同安知县却一直管不了这里,因为同安知县仅为七品官,厦防同知却是正五品,而福建水师提督更是从一品的省级大员。

  实际上,按照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的观点,“到1727年,泉州府的大部分海上贸易都输给了厦门”,因而道台府迁往厦门,就已标志着厦门正式取代泉州成为闽南黄金三角的中心,在短短一百年间就完成了从荒岛升格为新中心的逆袭。

  厦门能成功取代泉州、月港原来的区域商业中心地位,一个首要的原因,是其极为优越的港口条件。

  从港口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厦门的陆向腹地(hinterland)并不大,但海向腹地(foreland)却非常开阔,朝向整个东南沿海和南洋,是沿海诸多海港都无法比拟的。

  在晚清各口岸开埠之前的数百年里,国内主流的船只都是吃水较浅的帆船,因而像宁波、泉州、广州这样的港口水深足够其航行,加上河港深入内地,有利于避风,又接近城市,便于装卸;但到了航海时代,海船吃水深,厦门这样的良港就日渐显示出了其优越性。

  这一点,清人蓝鼎元在《鹿洲奏疏》卷四“漕粮兼资海运”中已意识到了:“今之海道,已为坦途,闽广商民皆知之。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船置货,由福建厦门开驾,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

  最早深切意识到厦门港口条件之佳的,可能倒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人。早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李科罗就将之称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良港,更是中国南方最佳港口,因为它受鼓浪屿屏障,不会遭到海浪侵袭。

  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测量船也报告,认定厦门港是中国沿海各港口中最优越的港湾。1896年,德国人想在中国找一处港湾作为远东海军基地,结果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相中烟台,而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则倾向于厦门,后来选中的青岛对他们来说还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依凭着港口条件,厦门经济的外向性、开放性比原有的区域中心泉州、漳州更为明显,这就随之造成它的第二个显著优势:厦门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航海、外贸形成的,很少依赖土地财富。

  历史学家王尔敏在《五口通商变局》中指出,“厦门不外山石沙滩,平田稀少,甚不利于农作,而海上地位,港汊分歧,极舟楫之利,最便于航行”,因此厦门人口结构向来就以工商为主体,并且比泉州更完全依靠外向经济和转口贸易,而不是自身腹地的农产品。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厦门自从其诞生之初起,就一直是个“经济特区”。它最初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中,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在地理和制度上的双重边缘位置,这使它作为前沿地带既能得到灵活自由,又能获得繁荣。即便到了清朝治下,它在行政治理中结构的位置也非常特殊,处于多重权力管辖之下,名义上该管它的同安县实际上却管不了它。很少有哪个城市享有像它这样长期特殊经历,这使厦门能很快适应对外开放的局面。

  在近代开埠后,厦门这个原本地处泉州边陲的小岛更为繁荣,但这一繁荣却是以其腹地泉州、漳州为代价的。出生于泉州的学者王铭铭在《刺桐城》一书中断言,厦门在近代的兴起,“结局正是泉漳的衰落”;不过,当时闽南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的衰败其实也反过来推动了厦门的兴起——因为当时土匪活跃,劫掠财物,“大量流动人口迁往经济相对繁荣的通商口岸厦门”。这就像苏南等地的富民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而逃往上海,促成了上海的繁荣一样。

  近代以来厦门早已成为闽南无可争议的中心——甚至在方言上都是如此,厦门音就是近百年来融合泉漳两种口音而成,现在台湾省的闽南语口音和厦门音就相差无几。

  这并不仅仅是厦门自身的成功,其实也验证了市场机制和开放格局的成功,因为一部厦门历史,说到底就是这座看起来不可能存在的城市,在一个边缘地带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过程。只要是在一个开放、相对自由,且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格局下,它就能迅速发展壮大。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无数城市兴起的最终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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